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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日期:06-20       文本归类:反侵略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017年9月22日,《捍卫者》上映,影片讲述的是抗日英烈姚子青在1937年中日的淞沪会战中,率六百壮士守卫战略要地上海宝山县,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装备落后的极端艰难困境中,与敌浴血鏖战七天七夜,最后全部壮烈殉国的故事。

  八一三淞沪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会战,[2]始于1937年8月13日,迄于12月1日。在这110天时间里,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汇集于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江阴、无锡,吴兴以东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探讨淞沪战役的爆发原因、经过、双方的战略得失,以及对中日战争的影响,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这场开始时仅五万人不到的战斗,以后演至百万大军的决战,它的发生及其展开,都不是偶然的。日军在《昭和十二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指出:“在扬子江下游地区作战时,以约三个师团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口登陆,另以二个师团为基干的一个军在杭州湾的乍浦附近登陆,同向南京进攻,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3]为此,日军在上海构筑工事,囤积军需,扩大海军陆战队规模,频繁演习,积极准备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准备在三个月内逼迫中国政府投降。7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大举入侵华北,同时,参谋本部制定《日军华中作战的陆海空军行动计划》。日本海军军令部指出:“当前的重点在于迅速确保上海。这样可以取得防止各国的干涉,破坏经济中枢,实施大规模的对要地的空袭,打击中国方面的士气的效果。”[4]所以在7月底平津沦陷,而中国政府没有屈服时,一向倡导从南方侵略中国的日本海军就积极图谋在上海开辟战场。[5]

  7月初,正在台湾海面演习的日第三舰队,得到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即赶返上海。28日,汉口日侨以及部分陆战队士兵到达上海,当晚,东京命令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保护”日本在华中、华南的权益。8月8日,有172辆日本军车到沪,当天,长谷川清向东京请示:如上海战起,当先占领中国飞机场,并拟在公大纱厂附近修建永久飞机场。8月9日,日军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当天下午,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直冲虹桥机场,被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开枪击毙。事件发生后,日本加快战争的步伐,陆战队进入了既设阵地。8月12日,日本内阁决定增派上海派遣军来沪。

  1935年,国民政府在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声下,着手整理东南海防。开始在吴县至福山、无锡与江阴间修筑防御线,在上海市郊营造堡垒、掩体。1936年,张治中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设立“高级教官室”,对京沪地区的兵力部署等事项进行研究,以后该室扩建为“军校野营办事处”。曾组织京沪沿线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到上海侦察日军据点。还举行过一场有五个师参加的秘密对抗演习。

  卢沟桥事变以后,曾有意在华北应战,但举棋不定,直到8月初,上海形势日益紧张,日军全面进攻迫在眉睫,才被迫应战。淞沪战役期间,蒋介石承认:“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如我再不抗战,则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6]在淞沪地区作战,对中国军队较为有利。当时驻扎京沪沿线师等均为精锐部队,一旦开战,就能迅速投入使用。京沪杭地区交通发达,积存了不少战略物资,华军在此应战,能得到当地充足的人力、物力的支援,进可阻敌登陆,退可锁扼长江、沿海,逐次抵挡,进行长期抗战。而且,在政府看来,华北决战对英美的影响远不如淞沪之战。1937年英国在华投资共12.5亿元,其中的9亿元在上海,占72%[7];1932年初,美国在华资产的64.9%也在上海[8]。蒋介石期望在上海与日军交战后,英美在华的绝大部分利益直接处于日军的炮火之下,逼迫英美或居间调停,或武力干涉。

  政府决定在京沪一带抗击日军,并作了一些战前准备。8月7日,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抗战到底”,命令87、88师在苏州、无锡一带集结。11日,军事委员会命令张治中率领这两个师向淞沪挺进,海军将江阴以下长江中的航标全部破除,并在江阴江面筑成阻塞线日晨,张治中下达了对虹口一带的警戒令。同时,中国空军主力也南下作战。

  中日双方都十分重视上海的战略价值,都为占据这个地区做了不少准备,因此,都投入相当数量的兵力,在淞沪展开了一场大战。

  8月13日上午九时十五分,一支日军便衣队窜入横浜路上海保安队防地,在保安队鸣枪警告后,平射还击。下午四时,日军向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八一三战役正式开始。

  8月13日至22日,为中国军队进攻阶段。当时,淞沪华军已编成第9集团军,总兵力40,000以上。日本在沪兵力总计14,000人,配有坦克和大炮,以及31艘军舰和几十架飞机。中国在人数和准备方面占有优势,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9]13日晚,军委会发布命令:“第9集团军明天拂晓开始攻击虹口之敌”[10],集团军司令张治中随即下达攻击令:在空军掩护下明日佛晓攻击虹口公园、日海军司令部,歼灭敌人。从8月14起,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击,逐渐缩小包围圈,但是对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攻击,因缺乏重武器而未能奏效。18日,由新赶到的36师居中进攻击汇山码头,以分割虹口和杨树浦之敌而歼灭之。但日军凭坚固工事死守,此计划又未实现。

  根据战局扩大的趋势,双方调整了部署。8月19日,军委会任命陈诚为淞沪前线前敌总指挥。次日,划全国为五大战区,京沪杭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出任司令长官。军委会颁布战争指导方针为:“国军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之基本主旨。”“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我乘机歼灭之。”[11]第三战区制订淞沪战役第一期作战计划,方针为:“巩固首都,保有经济策源地,迅速围歼上海市附近之敌人,并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陆之企图。”[12]日本方面,8月15日以第3、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8月22日深夜到达吴淞口,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从吴淞口到张华浜一带大举登陆,至此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斗重心由闸北、虹口移至月浦、罗店、吴淞、宝山一带,战线公里左右。双方展开了登陆与反登陆的激烈战斗。

  这时,长江南岸守备部队编为第15集团军,由陈诚指挥,反击在吴淞登陆的上海派遣军。登陆日军偷袭罗店成功,华军第18军与日第11师团在罗店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相持于月浦、罗店、薀藻浜一线,日军统帅部不断增派援军。9月6日,宝山落入敌手。当天,冯玉祥他调,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颁布淞沪战役第二期作战计划,将华军分为左翼、中央和右翼三个作战军。时中国空军因损失较重。而停止白天飞行,日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11日,华军退守浏河、薀藻浜、庙行、江湾至北站一线,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其时日军重点指向罗店南方,守军伤亡惨重,23日曹王庙阵地被敌突破,25日华军撤至浏河、曹王庙、顾家镇、江家宅一线月下旬,中国参战部队有35个师,总计40万人。日本陆军为19万人,加上海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还有300门大炮,50余艘军舰、200辆坦克和300架飞机助攻。进入10月后,华军退守薀藻浜南岸即陈家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如果此时撤退,防守苏州河沿岸和吴福线,华军就可节节抵抗,且能避免过多伤亡。最高统帅部却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在即,要求再坚持两个星期。“虽一兵一卒必与倭寇在原阵地拼死到底,决不容有后退一步之余地。”[13]10月18日,统帅部又下达全线日全线反击开始,当夜小有进展,但第二天日军在海空炮火支援下反扑,双方相持到23日,十个团的攻击军几乎全部覆没,日军于25日攻陷大场。次日华军退守苏州河右岸江桥至南翔一线师一部在闸北四行仓库孤军奋战至30日,始撤入公共租界。在这一阶段中,华军以阵地战的形式苦守四十余天,吸引了六个师团日军,并为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但由于战术呆板,主力损失过重,已难以为继,从此战役进入第四阶段。

  11月5拂晓,日第10军在柳川平助指挥下,从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直驱松江。7日,日军统帅部将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企图东西夹攻,聚歼中国军队。此时,或撤或守,中国统帅部仍举棋不定,直到8日才下达第三期作战计划。9日,日军攻陷松江,蒋介石才允许命令部队撤退,这时华军上下失去联络,各部抢先撤后,陷入极度紊乱状态。11月10日,日军攻击南市,第二天南市失守,至此,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全部沦陷。同一天,青浦、白鹤巷一线日晚上,第三战区司令部颁布防守吴福线师团在白茆口登陆,淞沪日军总数达30万人。时华军各部队军无斗志,伺机后逃。19日,吴福线也告不守。左翼作战军退至锡澄线,在此无法立足,又向南京西郊转移。右翼作战军布防于南浔、青镇、海宁一线日,敌军攻陷嘉兴、平望后,兵分两路,一路北攻宜兴,配合太湖北岸日军,合攻镇江;一路西向广德、宣城。20日,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江阴也落入敌手。淞沪战役逐告结束。

  八一三淞沪战役,从战略的角度看,日本方面并未获得全胜,中国方面也没全败。淞沪战役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意图,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中国的阴谋。

  沪战打响后,中国军队按原定计划攻击日军,并调动各地军队向淞沪挺进。8月20日,第三战区制定第一期作战计划,在淞沪地区敌寡我众的情况下,该计划作为短期指导方针仍不失为妥当的。当敌军大举登陆之后,第三战区制订第二期作战计划,为战役作了三种准备:击退登陆敌军,保卫淞沪;如难以达到,则后退到敌舰射程之外,乘敌军海陆空不能协同之际,歼灭敌军;如再失利则退守后方阵地,待后援部队到达后决战。[14]该计划在敌我力量变化之时,能适时后退,层层阻击,既能减少伤亡,又可利于歼敌。但是这份计划对可能出现的更为恶劣的状况,估计不足,因而没有在后方国防线月的战役中,中国方面调集大军,顽强杀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但是,最高统帅部抱有投机心理,一味死守上海,没有按预定计划逐次后撤,致使作战被动,遭受了本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尽管如此,淞沪战役仍基本实现了争取时间、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

  八一三淞沪战役迫使日本逼迫中国迅速屈服的政略没有成功。日本攻击淞沪的政治企图在于:占领上海,兵临南京,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15]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在淞沪战线迟迟没有进展,日本内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0月1日策定和谈诱降与军事进攻并行的国策。中国政府内虽有人怀有二心,但在中国和全中国人民,包括爱国将领的反对投降、抗日到底主张的压力下,也没有与日本妥协。11月11日,上海失守后,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表示:“一息尚存,唯有捐糜顶踵,期以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与民族最后之胜利,”“万无中途屈服之理”。[16]所以,日本虽然攻城略地,但迫使中国投降议和的政略并没有实现。

  淞沪战役使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一开始便遭受挫折。战役初期,日军企图以有限的兵力消灭华军,8月15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决定9月3日前后召集临时会议,“开幕时间视情况而定”,[17]言下之意,最多三个星期即可解决沪战。但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使得日军的攻势毫无进展,日军不得不修改战略。9月4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军司令部均认为10月可以结束淞沪战局,作战兵力为五个师团。但中国军民的努力再一次使日军的梦想破灭。以后虽然相继在金山卫和白茆口登陆成功,但没有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包围聚歼,其“速决”战略因而再次落空。

  淞沪战役客观上改变了日军进攻中国的路线]日军侵华以华北为主线,由北而南取大包围的态势,这显然对中国是极不利的。淞沪战兴,中国集中兵力与日本海军作战,迫使日军统帅部向上海增加兵力。8月21日,华北日军为9个师团,淞沪日军为2个师团,日军的作战重心仍在华北。到9月20日,上海日军增至5个师团,19万人;华北日军降为8个师团,37万人。日军的战略由华北独重改为“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19]9月5日,日军统帅部决定从华北调用兵力,“把主作战转移到上海方面”,由于第10军的组成,上海日军达到9个整师团,而华北降为7个师团。从此,日军的重心从华北移到“华中”。[20]

  淞沪战役客观上使日军被迫从海岸线向内陆推进。这样,中国政府和军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大包围的局面;而日军在沿长江西进时,势必分散兵力,减弱进攻速度,中国军队伺机组织了台儿庄战役;日军重兵用于淞沪,也减轻了华北、山西战场的压力,客观上为八路军迅速展开于敌后,建立各个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后来曾承认;“当时最不希望的向上海方面的出兵也不得已而出兵了,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敌以重大打击,而且兵力逐渐被吸引住,战力被消耗,走上了战区扩大,投入兵力增加的艰难的路程。”[21]周恩来也曾指出:日寇侵华“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沪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22]

  淞沪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23]在该役中,日军前后派遣了八支增援部队,总兵力达30多万人。在该役中,我国军民共打死打伤日军6万多人。[24]击毁击伤敌机200多架(包括南京、杭州等地击落数),炸沉炸伤敌舰10余艘,击毁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取得了不少的战果。中国军民有效地阻击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给踏上侵华道路的日军以当头一棒。9月10日,到上海视察的日军军官报告:华军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日军“陷于严重的苦战中。”[25]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日军劳师靡兵,士气低落,第58联队的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1月5日,月浦宿营,我军人马之尸体到处皆是,诚为悲惨;又闻8月在吴淞登陆之名古屋联队大部被歼,歧阜联队亦遭同样命运,令人惊骇。[26]日军遭受了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损失,该战役也成为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反侵略战争中用兵最多、规模较大、成绩较著的一次战役。

  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促进下,在淞沪战役期间,与中国正式实行第二次合作。早在1936年,就指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的第一条件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又说:假如没有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三战役则促进了这种条件、这种转变的成熟和到来。从1937年2月开始,中共代表与就国共重新合作多次进行谈判,由于坚持“先安内后攘外”,进展不大。八一三战役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大大加快。8月22日,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于淞沪战争的紧迫,加上中国对的批评、推动和督促,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为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合法地位的谈线日,根据两党谈判协议,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淞沪战役的展开,对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一种微妙的推动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过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9]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彻底失败,从此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淞沪战役开始后,政府对淞沪战局盲目乐观,除了部分各地兵工厂内迁川湘外,对工矿企业、文化单位和政府机关的搬迁工作并没有积极进行。直到战局有变,政府才有所行动。到10月中旬,已在武汉建立军事指挥和政府行政系统,以及外交事务机构,武汉成为事实上的首都。内迁过程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上海部分工厂的内迁。早在抗战爆发前,社会舆论就建议:“可于战争未爆发前,须依原料生产、货物销路情况将各种新式工厂,分移于各省。”[30]在上海各界人士的呼吁下,8月12日,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 22日起,上海民营工厂开始内迁,到沦陷前共迁出民营厂148家,工人2100多名,机器物资1240吨。内迁厂中,机器业厂家约占上海内迁厂的一半,它们成为后方民族工业的主力军,成为后方军用、民用工业产品的主要制造者,[31]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南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重庆机器业战前仅十余家,且多以修理为主,当上海内迁厂来到后,很快发生变化,到1940年增至122家。[32]上海迁往陕西的利用五金厂则对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上海军民在淞沪奋战三个月,赢得了时间,才争取了这次有组织的战略大转移,它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淞沪战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并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在从8月13日起的110天里,中国军队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云集淞沪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前后参战的总兵力为70万人。[33]参战的陆军是中国陆军总量的三分之一,[34]中国海、空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淞沪战役在事实上废除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自七七以来徘徊观望的局面,成为对日政策变化的转折点。

  战前,外人对于中国是否有力量抵抗日本的入侵颇有疑虑,淞沪一战使国际舆论大为改观,伦敦《泰晤士报》10月28日社论指出:“中外人士认为不能支持一周的阵地,而他们竟防守至十周之久,这就将使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敬意。”[35]世界各国人民和友好人士,通过淞沪抗战,看到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了解了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中得出这场正义战争必然胜利的结论,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援。

  淞沪战役极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体现了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这是地方部队与中央军在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并肩作战,为以后的台儿庄、武汉战役等开了先河。在淞沪战役中,中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为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精神为世人传颂,与阵地共存亡的宝山守军姚子青营、坚守闸北最后阵地的四行孤军、宁死不受侮的阎海文、沈崇海烈士等等,成为当时青少年的楷模,许多青年从中汲取爱国主义精神,奔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淞沪战役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中国方面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飞机作战,第一次动用了坦克;在整体上虽仍处于线式战术阶段,但华军初次运用了大纵深的面式防御战术。以后一些将领吸取淞沪战役消极防御的教训,采取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台儿庄战役即为一例。[36]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八一三战役,就没有台儿庄战役,就不可能有武汉保卫战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三个战役,就不会很快出现中日双方战略对峙的态势。

  尽管八一三淞沪战役最后失利了,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卡尔逊在考察了这次战役后曾说:淞沪战役已足证明两点,“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二,日本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世人视为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37]这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2]本文使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部分档案,特此致谢。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分册(下称《作战史》)。

  [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分册。

  [5]在侵华路线上,日本陆军和海军意见相背,重光葵在《昭和の动乱》中说:“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自从1932年第一次上海战役以来,海军认为上海及华中的扬子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的重点。陆军省不赞成,以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解决中国只要动用驻在华北的少数部队便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从北到南是一步一步被中国军拖着走,陆军不肯把主力一气用出来。”

  [6]转引自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1册。

  [9]是役之初,中国方面基本上处于主动地位,理由一,战前,张治中认为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摧毁敌阵。这战略设想,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余湛邦《抗日战争时期的张治中将军》)。8月11日晚,军委会命令:“张司令官治中率88、87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围攻。”表明中国军队的进攻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二,8月13日前华军已作好攻击的准备,《第九集团军淞沪会战在虹桥、虹口、杨树浦、江湾等地战斗经过》记载:“8月13日佛晓前,我对虹口、杨树浦之敌之根据地攻击之部队,均已展开完毕,但奉令不得进攻。”停止进攻的理由据王平《抗战八年》一书称:“因为外交上的理由,才延期到8月13日展开正式行动,进入租界地区。”(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三,8月12日张发奎给蒋介石、何应钦的电报称:“文白兄方面,似已决心主动。”当天何应钦在来电上亲笔批示:“可,已令不待保安队即开松江(至少一旅),归张文白指导共同作战。”(《淞沪会战张文奎发电》。)四,1937年9月19日,中国的《新中华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当上海战争发动之后,南京政府已经表现了全面抵抗的决心,在军事上有着相当的准备,所以开始采取进攻方针,给敌一个措手不及,这种表现,是我们万分拥护的。”(《上海战争的现势》)五,从日军方面看似无充分的准备,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海军军令部责令第三舰队,“慎重行事”,攻击开始的时间也须在动员后的二十天,“因此当前要尽可能不使事态迅速恶化”。(《作战史》)上海派遣军是在8月16日开始动员的而且所组之上海派遣军属临时派遣,不是正规的作战军,也没有战斗序列(日军的战斗序列,是战时或事变时二按天皇的命令组编的作战军)。其他理由如华军事先设置江阴阻塞线]转引自蒋国纬:《国民革命战史》,第3部:《抗日御侮》,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5册。

  [11]蒋纬国:《抗日御侮》,第3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

  [13]转引自《十八军司令部淞沪会战阵中日记罗店十日战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有人认为,在淞沪战役前,政府已有意吸引日军南下,以改变日军的侵华路线,香港何家骅教授指出:陈诚曾说卢事发生后,蒋从庐山回京,要熊式辉、陈诚沿京沪交通线观察,考察若与日军开战能守多久,以后,蒋介石说:“这一仗要打起来,南京、上海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身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汉中,入四川,这就是当年忽必烈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两广一抄,我们即使保有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去。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届时他就败了。”(《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第9页。)蒋纬国则多次说蒋介石胸有成竹布置淞沪战役。作者认为,目前尚无第一手史料说明淞沪战役爆发前政府已有意改变日本的侵华路线,但该役事实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22]周恩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八一三战役中的日军数量,有说20万,有说30万;有说12个师团也有说14个师团,下面作一简略的考证。一,7月15日,据统计在沪日海军陆战队员约3100——3200人,日侨中在乡军人为3600人。8月11日,日海军援兵到沪,登陆的是陆战队5000人,步兵一个大队2100人总计陆上兵力为14000人。二,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共遣援军八次。三,此外第3舰队曾多次派陆战队在浦东、虹口等处登陆。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第七次援军后,在9月20日指出:在沪日本陆军为19万人(《作战史》),那么加在沪海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10月20日又增派第10军(除6、8、114师团,还有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2个后备兵团及军部队等)和第16师团,人数约10万人。两者相加已超过39万人,伪军尚不计在内。

  [24]关于日军的伤亡记载不一,有人认为超过10万人,有人认为6万人,有人认为5万人。日陆军省当时公布为4万人。本文认为日军伤亡6万多人。依据如下:参加是役的日本陆军9个师团主要分三批登陆。据第9师团参谋部于1938年1月所撰的:该师团自9月27日登陆,到11月11日伤亡12360人,第一次登陆的3、11师团最初两周伤亡即达4080人(《作战史》),在以后70多天的战斗中,始终作为第一线兵团,日军供认,这两师团官兵几乎全部伤亡,与第9师团同时登陆的101师团也一直作为第一线师团多作第二线兵团,两师合计损失不会少于12000人。第10军登陆后虽没受重挫,但遇少量阻击。日海军陆战队的开战到10月26日,与华军主力激战,加上海军的损失,不会少于1万人。陆军除9个师团外,还有不少独立的步兵、炮兵联队和战车大队等,其损失亦不在少数。综上数项,虽然难以确定日军伤亡的精确数字,但总损失6万多人,当是可信的。

  [26]转引自《十六军团罗卓英部淞沪会战阵中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据统计,当时上海内迁厂为主的后方民营厂每月可制手榴弹三十万枚,各式炸弹引信七万枚,飞机炸弹六千余枚,机枪零件千套,大小园锹三十万把,大小十字镐二十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33]关于该役华军数量说法各异,一说50余师,一说71师,又有说85个师。据本文作者考证应为72师。参战人数有认为75万人,有认为90万人,本文认为华军总兵力为70万人。参战部队编制不一,有1930年师、1932年陆军师、1933年“剿匪师”、1935年教导师、1935年整理师、1936年调整师六种。8个旅每旅5000人,计4万人。教导总队、税警总团均为师的编制(其中税警总团在战役中编为第8军。)上海保安总团有2个团,江苏保安团也有2个团参战,此外还有上海警察总队、保安团、浙江保安团等,炮兵达6个团以上,总兵力在70万人左右。

  [34]抗战前,中央所掌握的陆军总兵力为步兵182个师,独立步兵旅46个旅,骑兵9个师和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计170万人。预定使用于中日第一线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独立团。(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

  [35]转引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36]徐州会战前,周恩来在武汉,向白崇禧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白崇禧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采用了这一战略方针,因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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